谈家桢一生与遗传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年，抱着“科学救国”的志向，谈家桢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现代遗传学奠基人摩尔根及助手杜布赞斯基攻读博士学位。在学成后，他坚决回国，并在经典遗传学上升阶段，开始了他的遗传学研究和教育生涯。

 

建国后，新中国的遗传学发展曾两度险遭灭顶之灾。建国初期，在遗传学领域里，曾强制推行和灌输李森科的一套伪科学，形成中国遗传学界一派独霸的局面。在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已到了容不下摩尔根遗传学在中国存在的地步。60年代，正当遗传学教学和研究取得一定进展时，“文化大革命”使遗传学在中国又遭受一次灾难性的打击。谈家桢的家庭遭受到家破人亡的厄运。即使身处逆境，他也没有改变对事业的赤诚之心，相比于个人的荣辱得失，更让他深感忧虑的是遗传学几经挫折，将会严重影响国家在生命科学领域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发展。

 

在谈家桢的人生历程中，有一件事使他一直难以忘却，毛泽东主席曾四次接见他，他当面聆听过这位共和国领袖的教诲。毛泽东与谈家桢主要谈了遗传学在中国的发展问题，支持他，鼓励他，要把遗传学搞上去。这些接见的本身不仅为这位心直口快、对事业怀着赤子之心的科学家撑了腰，他在当时特定环境下，所从事的事业和个人在遭受挫折、身处艰难甚至危机四伏的困境中得到了解脱；更重要的是在客观上，把谈家桢推向了前阵，使他在扭转当时遗传学在中国发展的不正常局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推动和促进中国遗传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在科学园地里，谈家桢是一位辛勤的耕耘者。自上世纪30年代初开始陆续发表以亚洲瓢虫为实验材料进行经典性群体遗传学的研究成果。1944年发现异色瓢虫色斑遗传的嵌镶显性现象，于1946年进行理论概括并正式发表。1934年开始，他在摩尔根和杜布赞斯基的指导下，从事以果蝇为实验材料，进行果蝇不同种染色体遗传结构和遗传图研究，他创造性地利用果蝇唾腺巨大染色体的新技术，在进化机制上进行一系列的创造性研究，为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建立和发展提供有力的证据。

 

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他确定了当时在国际上首创的以弥猴为实验材料从事辐射细胞遗传学的研究，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实际应用等方面提供了科学依据。到了70年代，这项研究进一步延伸，他和他的学生在国内首先从事环境化合物的毒理测试和有关环境诱变剂的研究。他指出，对人类有害环境因子能使生物遗传性发生诱变，以及致癌和致畸，他有力地推动和发展了我国的“三致”研究。

 

 

1929年，谈家桢还是东吴大学三年级学生时，已兼任生物学实验课助教和桃坞中学生物学教员，以及学生青年会创办的惠寒小学校长。自他28岁时被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聘为教授后，他一直没有离开过教育领域。他一生从事教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他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谈家桢不仅有着丰富的教学育人的经验，而且还有着高尚的思想情操。他所培养的学生很多已成为遗传学教学和科研领域独当一面的专家和学者，以及社会各领域的佼佼者。

 

作为一位教育家，谈家桢有着虚怀若谷的胸怀，热情地鼓励学生要超过老师。他热爱学生，对待学生如同自己的孩子。当学生在学业上有所建树时，他由衷地感到高兴，总是在不同场合不无骄傲地提到那些学生，他深信新一代必将胜过老一代。

 

谈家桢不仅关心学生在学业上的进步，同时还无微不至地关心学生的生活。他希望他的学生高瞻远瞩，放眼未来，要有振兴民族的紧迫感和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感。不拘泥于陈规和个人私见，立足于勤，持之以恒，不图浮光掠影的流华，不随波逐流，踏踏实实为人类和科学进步贡献自己的才华。